因此，比较合理的预期是食品价格将加速上涨。
再说，为了遏制目前物价的上涨势头，央行一再提高银行准备金和加息，以求来卡和堵住这已经创生出来的货币流动性，以求挡在各银行储蓄的坝中尽量让它少流出，因而在控制贷款规模从而减少未来的广义货币的再内生地快速增加有一定积极效果，因而在目前看来是必要的和必须采取的措施，但是，卡住了今天，堵得了现在，还能卡明年、堵后年么？央行可以永远地卡和堵下去？再回过头来反思一下这三年多的货币政策，没有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货币政策一再收紧的卡和堵，从而造成中国经济体内巨大的流动性过剩，会有2009年之后巨量流动性的猛烈开闸放水和泛滥？现在，是否我们又再重蹈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货币政策的覆辙？ 本文已经发表于2011/2/17日《华尔街日报》网络中文版发表时有删节，现在是全文和最新稿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宏观经济 。因为，从货币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来说，决定货币供应量的，除了央行所能控制的基础货币外，还有货币乘数，而后者则不是央行所能完全控制得了的，——尽管在央行手中有利息率、银行准备金和公开业务市场操作这些货币政策选项。
目前看来，也许只能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戴维森（Paul Davison）、明斯基（Hyman P. Minsky）、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以及后凯恩斯主义（the Post-Keynesianism）经济学家摩尔（Basil Moore）等为代表的内生货币（endogenous money）理论中去寻找一些理论解释工具。这一逻辑是否成立？这一宏观经济管理思路是否对头？弄清这些问题，显然是非常复杂的任务，需要深入的理论和现实思考，甚至需要用新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与社会。在整个2010年中，尤其是在上半年，决策层的货币政策紧紧松松，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第三季度后，才最终采取了较一致的货币紧缩政策。反观一下这几年中国政府宏观政策的变动轨迹，就会发现，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第二季度，为了遏制当时已抬头的CPI上涨势头，央行就采取过最近这样一紧再紧的货币政策。2010年决策层的货币政策摇摆不定，导致银行信贷在某种程度上说再度失控：全年银行贷款规模在2009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7.95万亿，加上外汇储备以及外汇占款同时快速增加，导致全年M1又增加了21.19％，达到26.66万亿。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面对CPI上涨的势头，中国央行开始实施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到目前已经提了7次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和3次加息了。尽管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的2011年1月份的CPI涨幅低于预期，同比增加4.9个百分点，使人们好像松了一口气，但目前看来，中国政府决策层可能还会继续收紧货币政策。要是别人也就马虎过去了。
这当然不能一蹴而就，但至少不能倒过来加剧负福利。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这位学者在北京某公务员经适房小区计算出，一名局级干部若在该处买一套房子，即便在把原有房改时已达标住房无偿退还的情况下，他仍可获得252万元的差价。例如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2004年有53.5%的外来务工人员住集体宿舍和工棚，其余46.5%则主要是租房住，以租郊区农民私房为主。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
而笔者认识的一位在某省会供职的朋友，官仅副处，本分老实，原有不错的住宅，今年初被告知单位又有便宜房，按级别他可再购270平方米。另一方面，廉租房建设不仅在热闹的宣传背后面临实质性的冷遇，而且其制度性的扭曲也不容忽视。
换言之，理论上他们都可能因为住得差而被驱逐——而不是因为住得差而获得帮助。可是缺了这一块，住房福利要摆脱负福利状态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以物业价值为计征标准的条件下，廉价豪宅极有可能成为避税豪宅，所谓集资房之类的产权模糊性也有可能成为避税借口。但是这种再分配至少不会增加不平等。
该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中，用于廉租房建设的仅占总支出的1.5％，远远低于国家设定的不得低于10%的标准。一些城市开始标榜自己完成了多少廉租房，而经适房却盖得甚少。耐人寻味的是：上海规定私屋出租人均面积必须达到7平方米才合法，而且不能合租。果真如此的话，原来作为重大公平措施之一设计的物业税将因官员大量避税而被扭曲为权贵对民间的横征暴敛，而官员的一次性特权将发展成为永久性的寻租之具，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不仅吃不完，权贵资本主义的盛宴也终无了日。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负福利 。所谓行政改革中的问责制虽然主要还是传统的上级问下级之责，公民对政府问责的体制远未形成，但公民对政府问责的声音已经可以出现。
2008年在投资大跃进背景下，10月底却曝出保障性住房投资仅完成年计划的20%多，且全国30多个省市无一达到计划进度的新闻。总的来讲，在这个盘子中济贫目的相对明确的廉租房比含义模糊的经济适用房更受冷遇。
但从未有人把这视为社会福利。他选了100平方米和180平方米的两套，多出的10平方米他老老实实地按商品房付了差价。但是，奖励劳模虽是好事，也应该做，却绝非福利，也不该由纳税人出钱。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好谈民生，不像过去那样只讲GDP。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高福利，在我国首先应当指的是反对特权福利，而左派主张增加平等，在我国就应当首先为最弱者争取福利。不少城市以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的名义从农民那里强行圈地，却盖起大片穷人买不起、富人占便宜的廉价豪宅，即所谓经济适用房。
几年前我国基本上是只有后者没有前者。也只有这种照顾才需要社会出钱。
到了年底上述报道不见了下文，也不知全年完成了多少。从北京到各省，与旧时宿舍大院景观迥异、价廉质优、房大地段佳的公务员经济适用房小区或老百姓所说的官员小区遍地开花。
就后者而言，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开始成为热门话题。亲爱的读者：这些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扭转政府对社会、对民众权力过大（主要是不受制约）责任过小（主要是不可问责）的积弊，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以至于人们说：这个不低于的底线已经成了够不着的天际线。已有住房再要两套何用？他说和别人一样，都是打算出租的。但是，不要说如今这还只是计划，何时能够兑现还遥遥无期，即便开始兑现了，其帮助的对象仍然是农民工群体中的上层。北京等22个城市未按规定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至少10%作为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前者不可能赞成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后者不应该同意廉租房不给农民工，我们应当共同防止负福利的加剧，到了福利机制由负转正后，高福利还是低福利才能成为真问题。我国许多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往往在把合法住处的门槛定得很高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默认一个庞大的不达标群体存在，平时用他们满足城市对于苦力或低贱职业（如收破烂）的需要，一旦认为他们碍事了，要清理城中村开发房地产了，赶走他们也容易。
但我们知道接下来的2009年，审计部抽查19个省市448个新建廉租住房和10个棚户区改造项目，截至2009年底，分别仅完成计划投资额的41%和42%。我把这种状况叫做负福利，改革就是要使中国走出负福利状态。
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有人居然还津津乐道说幸亏骗了穷人一把，天通苑歪打正着没成巨型贫民窟，他们说：如果天通苑……真的像一些群众要求的那样建成全部都是8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全都卖给低收入的贫困户，建成几十万人的巨型贫民窟的话就将产生什么什么问题。
低福利国家只照顾最弱者，而高福利国家不太弱的也可以得到保障，甚至全民都享受保障。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无论何种名目，大都是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拍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让机关团购，再按官阶分给公仆。二是保障性住房的提倡重点从经适房转向了廉租房。
媒体不时报道的违规租售之类尚属小者。也就是说，在只有少部分农民工能够租房住的同时，这些人中的近半数的租房还属于非法。
因为申请人必须先取得暂住（现在一些城市改称居住）资格，而这又要求有相当的门槛，如稳定的工作、固定的合法住处之类。在平民购房资格严格化（这是好事）的同时，公务员经适房（或曰集资房、单位自建经适房、定向开发住宅、单位团购房等等）这两年却空前地泛滥起来。
在国际上，福利政策都具有帮助弱者、减少不平等的再分配功能。高福利国家可以显著减少不平等，低福利或倾向于自由竞争的国家，不平等的减少就不那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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